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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补是一种自然发生的遗传机制，这个机制在一些正链RNA病毒中已有研究。虽然反式互补在黄病毒科病毒中已经被研究得比较清楚，丙型肝炎病毒（HCV）的互补系统仅在2005年才被第一次报道。从那时起，HCV反式互补模型的发展加深了我们对丙型肝炎病毒蛋白的功能和相互作用、基因组复制和病毒颗粒组装的认识。这些模型也被用来产生有缺陷的病毒，因而疫苗检测的改善是必要的。这个综述为HCV的反式互补系统、病毒机制相关研究和跨包被颗粒的特征和生产提供了更新的信息。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背景与目的: 因HBV感染而罹患慢性肝炎的患者，长期使用抑制性核苷（酸）类似物治疗对降低大三阳患者HBsAg滴度（qHBsAg）的效果低下，因而较难实现HBsAg的消失。因此，对这种类型患者抗病毒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抑制HBV-DNA和ALT复常。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134例初治患者不同的qHBsAg动力学，而这些患者具有如下相同的特点：大三阳，D基因型HBV持续感染和持续检测不到HBV-DNA。患者接受NAs治疗（拉米夫定，阿德福韦，替比夫定，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至少2年。每6个月进行一次qHBsAg。

结果: 我们的结果显示，使用替诺福韦（0.45 logIU/ml）治疗的患者比使用替比夫定（0.12 logIU/ml治疗的患者qHBsAg在2年后有更显著的下降（ P <0.001）。和替比夫定组相比，替诺福韦组预计HBsAg消失时间较短（近17年 vs 63年，P <0.001）。

结论: HBeAg阴性，HBV D基因型感染患者应该接受更强力的NAs治疗，如恩替卡韦或替诺福韦，以取得显著的qHBsAg减少，但要达到HBsAg消失似乎需要近二十年的治疗。

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亚洲患者使用阿德福韦治疗时，肾功能不全的发病率及其相关因素，并评估改善阿德福韦相关的肾功能不全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对抑制病毒的影响。

方法: 我们进行了一项观察性研究，入组了在一家三级医院的接受阿德福韦治疗的慢性乙肝门诊就诊患者，并从医院临床电子数据库采集临床和实验室参数。有肝/肾移植、基线肾功能不全或需要肾透析的患者被排除在外。阿德福韦相关的肾功能障碍定义为异常血清肌酐（ARASC）>125μmol/ L的（男性），>90 μmol/L（女性）；阿德福韦相关的异常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和阿德福韦相关血清肌酐增加>0.5mg/L，没有其他已知原因引起的肾毒性。

结果: 383例阿德福韦治疗的患者中一共有271例适合进行分析，其中33例（12％）患者血清肌酐异常。在6年的时间中，累计增加的阿德福韦相关血清肌酐的患者比例为33.8％，阿德福韦相关的异常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的患者比例为38.3％；而5年时间内，血清肌酐升高≥0.5 mg / dL的患者比例为21.48％。多变量分析中，基线时唯一可预测阿德福韦相关的肾功能障碍的因子为GFR≤76.1 ml/min。阿德福韦相关肾功能障碍的患者和无此异常的患者的病毒抑制水平相仿。出现阿德福韦相关肾功能障碍的患者中，24％继续服用阿德福韦，24％的患者改变了疗法，而52％的患者减少了阿德福韦剂量。无论是改换疗法或减少阿德福韦剂量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解决了阿德福韦相关的肾功能障碍，而且GFR也正常化，并且这两个策略之间没有差异（P=0.737）。阿德福韦剂量减少后HBV DNA没有明显增加（P =0.170）。

结论: 在使用阿德福韦治疗的患者中，较多患者出现阿德福韦相关肾功能不全，减少剂量可改善肾功能但不影响治疗的效果。

期刊：《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摘要: 程序性死亡-1（PD-1）及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表达与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病毒学应答的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被研究清楚。这项研究是在29名接受替比夫定治疗52周的初治患者上进行的。结果表明，PD-1在CD4+和CD8 + T细胞中的表达与病毒学应答和乙型肝炎病毒（HBV）DNA水平呈正相关（R =0.621，P<0.0001; R=0.548，P=0.002），PD-1表达的减少与HBV DNA水平的下降直接相关（R =0.664，P=0.002，R =0.572，P =0.01）。此外，在52周疗程结束时，发生病毒学应答的患者中，PD-1+CD8+T细胞下降比率显著高于没有发生病毒学应答的患者（58.3％ vs 25.7％，P=0.001），而在治疗后24周和52周，发生病毒学应答患者中CD4+和CD8 + T细胞PD-1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没有发生病毒学应答的患者（P= 0.01，P=0.035；P <0.0001和P<0.0001）。 在血清里检测到的34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里，IP-10的表达和基线水平的病毒负荷、ALT水平和CD8+及CD4+T细胞的PD-1表达呈正相关（R =0.36，P=0.055，R=0.635，P <0.0001，R=0.414，P=0.026，R =0.402，P =0.030）。此外，血清IP-10水平下降和血清ALT水平下降呈正相关（r =0.751，P <0.0001）。在治疗后24周和25周，发生病毒学应答的患者IP-10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基线水平（P = 0.005），但是，我们没有在未发生病毒学应答的患者中观察到这现象。基于上述发现，PD-1和IP-10可能被用作病毒学应答的预测因子，而阻断他们的信号通路可提高CHB患者的疗效。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背景与目的: Largazole是一种新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这项研究调查largazole抗肝纤维化的效果。

方法: 我们用肝星状细胞（HSC）检查largazole在体外的作用。另外，我们使用四氯化碳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模型对largazole的体内作用进行了研究。

结果: Largazole增加了组蛋白H3（H3）和造血干细胞组蛋白H4（H4）的乙酰化水平。它直接抑制了肝星状细胞的活化，这种抑制和它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活性直接相关，因为在HDAC1，HDAC2和HDAC3 knockdown的细胞里，largazole的抗纤维化的效果显著下降。 Largazole也诱导造血干细胞的细胞凋亡。largazole不仅能够抑制TGFβR2的表达，也降低了TGF-β1诱导的Smad2和Akt的磷酸化。 此外，largazole也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受体的表达。Largazole抑制VEGF诱导的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和Akt和p38MAPK的激活。在体内，largazole减少了I型胶原的表达，在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纤维化中减少了α-平滑肌肌动蛋白和金属蛋白酶1组织抑制蛋白的表达，而这些抗纤维化效果均与H3和H4的乙酰化增加相关联。 Largazole经过下调bcl-2和Bcl-xL表达量在体内诱导造血干细胞凋亡。此外，largazole可在体内抑制血管生成， CD34、VEGF和VEGFR的表达降低支持这个论点。此药物除了其抗纤维化活性外，还降低四氯化碳诱导肝纤维化中的炎症反应。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了largazole在治疗肝纤维化中扮演的新角色。通过多种机制作用，largazole可能是一个潜在有效的抗肝纤维化药物。

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

摘要: 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因子3被认为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胰岛素抵抗有关。我们评估了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因子3多态性在决定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我们采用TaqMan基因分型试验，检测了290例未经治疗的、无糖尿病和肝硬化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中，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因子3的SNPs rs4969168，rs4969170和rs12952093的基因型。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组中rs4969170 AA基因型和rs4969170 A等位基因频率明显高于胰岛素敏感组（89.5％ vs 76.1％，OR=2.693，95％CI：1.221-5.939，P =0.012；94.8％ vs 88.0％，OR=2.463，95％CI：1.151-5.271，P=0.017）。单倍体型的G-C可能与非胰岛素抵抗（调整后P = 0.011）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胰岛素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为rs4969170 AA基因型单核苷酸多态性（OR=3.005，95％CI：1.194-7.560，P=0.019）、HCV基因型1（OR=2.524，95％CI：1.099 -5.794，P= 0.029）和BMI（OR=0.514，95％CI：0.265-0.999，P=0.05）。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摘要: 之前有研究报告显示，谷丙转氨酶（ALT）水平正常的慢性乙肝患者可出现显著的肝脏疾病。肝活检（LB）是目前评估慢性乙肝患者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金标准。然而，肝活检相关风险促进了无创检查的发展。目前这些无创检查在谷丙转氨酶正常患者中的效用仍未知。 我们计算了进行肝活检的慢性乙肝感染者中FIB-4和谷草转氨酶（AST）/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对整个队列、通过谷丙转氨酶偏高（≥50 U / L）和谷丙转氨酶正常进行分层的每个模型的性能和预测显著纤维化的AUROC（Scheuer得分≥S2）进行了测定。本次研究纳入了231例肝活检患者。谷丙转氨酶正常的患者140例，其中22.1％有显著的肝纤维化。谷丙转氨酶正常患者的AUROC为FIB-4：0.80 和APRI：0.81；而有轻度谷丙转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的FIB-4则为0.71，APRI为0.72。谷丙转氨酶正常的患者的FIB-4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0.63、0.88、0.61和0.93， APRI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0.40、0.88、0.33和0.93。FIB-4和APRI是两个有用的识别无明显纤维化患者的指标。然而，因为他们阳性预测值（PPV）差强人意，肝活检将继续被用于评估谷丙转氨酶正常和有轻度谷丙转氨酶水平升高的乙肝感染患者。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摘要: 替比夫定是一种口服抗乙肝病毒（HBV）的核苷类似物，已被用于对HBeAg阳性和阴性慢性乙型肝炎（CHB）的患者进行治疗达5年以上。这不仅包括全球二期和三期试验，也包括中国的III期临床试验和几个中国的真实临床实践研究。本综述会首先专注于替比夫定治疗HBeAg阳/阴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第1 、2 和 3年，对HBV DNA抑制、谷丙转氨酶（ALT）正常化、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血清学转换、病毒耐药和安全性数据。其次，我们也总结了使用替比夫定治疗的预测因子，包括治疗后12和24周HBV DNA不可检测性、谷丙转氨酶水平及其他免疫相关指标以优化治疗。除了一些回顾性研究以外，针对替比夫定治疗24周时的病毒学应答的中国EFFORT前瞻性研究显示了非常可喜的成果。最后，我们将援引最新的研究来描述在中国， 在第二和第三孕期使用替比夫定防止 乙肝病毒感染母婴传播的经验。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摘要: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中国（简单）SF-36v2在评估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可靠性、有效性和敏感性。我们共招募了460例患者，并把它们分为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无肝硬化）组（n =323）和慢性乙肝肝炎相关性肝硬化组（n= 137）。采用Cronbach α系数估计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项目规模组件相关法对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进行评估。使用最大旋转主要成分因子分析因素效度。按照疾病阶段进行分层后，我们使用科恩效应值（ES）、CHB组和伴有肝硬化CHB组，丙氨酸转氨酶（ALT）正常组和异常组之间的独立样本t检验来测定灵敏度。结果表明SF-36v2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在8个量表中的波动为0.72到0.87，在两个摘要成分的波动则为0.76〜0.77。大多数假设的项目规模组件相关性为0.40或以上，并且所有的这些假设的相关性均高于替代值，表明此方法的收敛效能和判别效能符合要求。量表水平方差旋转提取了两个因素；项目水平平方差旋转提取了七个因素。CHB组和伴有肝硬化CHB组之间的生理健康总评（PCS）和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具有显著差别，ALT正常和异常组的PCS和PF、GH、SF之间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这些数据具有合格的科恩效应值。总之，中国（简单）SF-36v2在 CHB患者上具有可接受的可靠性、有效性和敏感性。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背景: 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是两种复杂的疾病，他们共有一些易感基因，但也有许多各自独特的易感基因。准确的表型分类对于确定基因型 - 表型之间的相关型是必要的。炎性肠道疾病的蒙特利尔分类对于儿童分类有几个弱点。当前的蒙特利尔分类不能充分的表现儿科疾病的表型的动态特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部位和行为的变化，生长障碍）。

方法: 为促进小儿炎症性肠病（IBD）研究并为IBD分型建立统一的标准，一组国际儿科炎性肠道疾病专家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制定以循证医学为依据的儿科共识建议，用于修改蒙特利尔标准。

结果: 进行的重要修改包括诊断时的将年龄分类为A1A（0<10岁）、A1B（10至<17岁）、A2（17至40岁）和A3（>40岁），将回肠末端以上的疾病区分为L4A（屈氏韧带近端）和L4B（屈氏韧带以上的回肠末端），允许将肠道变窄和穿孔疾病被归类在同一病人（B2B3），指出在任何时候出现生长障碍的患者为G1， G0则表示从未出现生长障碍，加入E4以表示近肝曲溃疡性结肠炎程度，并表示病程中任何时候出现严重溃疡性结肠炎的现象为S1。

结论: 这些修改被称为巴黎分类。通过遵守“蒙特利尔”分类框架，我们不会损害或改变成人肠道专家使用蒙特利尔标准分类成人发病炎性肠道疾病的能力。

期刊：《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摘要: 肝再生依赖于成熟肝细胞的增殖。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肝细胞的培养方法为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机会；肝细胞生长因子是一种蛋白质，和其他生长因子的结构和功能均不同。 1991年，散射因子、肿瘤细胞毒性因子和3-D上皮细胞成型素被确定HGF，而Met酪氨酸激酶被鉴定为HGF的受体。因此，显然不相关的研究项目之间的联系，迅速丰富了肝细胞生长因子在不同领域的研究。 HGF-Met途径在胚胎中肝脏和胎盘的发育、生肌前体细胞的迁移和上皮细胞形态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使用组织特异性的基因敲除小鼠的研究显示，在成熟组织中HGF-Met途径在组织的保护和再生中起着关键作用，并可减少慢性炎症和纤维化的易感性。在各种肝损伤和疾病模型中，HGF可促进细胞存活，组织再生，抑制、改善慢性炎症和纤维化。使用肝细胞生长因子作为药物的研发面临诸多挑战，但以解决其疗效为目的的临床前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以支持将肝细胞生长因子作为生物再生为基础的治疗疾病药物的发展。使用重组人HGF蛋白，或肝细胞生长因子的基因治疗疾病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期刊：《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摘要: 被广泛接受的白细胞介素-28B（IL-28B）rs12979860 C / T的基因多态性与最近提出的维生素D血清浓度是两种新的预测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抗病毒治疗反应的因子。本研究旨在验证IL-28B rs12979860 C / T多态性与治疗前血清维生素D水平在预测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上是否有独立或互补作用。本研究纳入了211名接受治疗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对这些患者在治疗前血清25 - 羟基维生素D水平和IL-28B rs12979860的C / T基因型进行确定。总体而言， 211名患者中有134名（63.5％）出现了持续病毒学应答达，而110名感染难治型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的患者中有47名（42.7％）出现了持续病毒学应答达。在多变量分析中，持续病毒学应答达可被HCV基因型、IL-28B rs12979860的C / T多态性、γ-谷氨酰转肽酶、HCV RNA、胆固醇、25 - 羟基维生素D血清等因素预测，而这些预测因子的接受者操作特征（ROC）曲线下的面积为0.827。我们对难以治疗HCV基因型进行了单独分析，持续病毒学应答可被IL-28B rs12979860 C / T多态性、病毒负荷量、血清维生素D水平等因素预测，而这些预测因子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36。此外，通过这些分类后患者被分为四组：C / C纯合子与维生素D水平> 20 ng/mL（A组）或≤20 ng/mL（B组）和C/ T杂合子 或T/ T纯合子与维生素D水平> 20 ng/mL（C组）或≤20 ng/mL（D组），在这些分组中我们观察到一个显著的线性趋势，这些分组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的概率如下：A组，18/21（85.7％） ；B组，6/11（54.5％）；C组14/38（36.8％）和D组，9/40（22.5％）（P<0.0001）。

结论: 血清维生素D水平在提高预测HCV初治患者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率的正确率和IL-28B rs12979860 C / T多态性是互补的。

期刊：《Hepatology》

摘要: 肝门部胆管癌（HCCA）是世界各地，包括亚太地区报道的最常见肝胆癌症之一。 HCCA早期可完全无症状。当出现显著的肝门部梗阻时，患者可出现黄疸、大便灰白、尿色深、皮肤瘙痒、腹痛，有时可出现发热。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单一的测试可明确诊断，我们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如肿瘤标志物、组织活检、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磁共振胰胆管内镜超声/腔内超声以及先进的胆道镜进行综合评估。手术是唯一的治愈方法。不幸的是，大多数的HCCA由于就诊时已经在癌症的晚期状态，从而使预后较差。虽然没有生存优势，对于不能手术的HCCA患者进行姑息引流治疗有利于症状的改善。目前，实现胆道引流的技术有3种，包括经内镜、经皮和经手术。对于非手术治疗方法，植入支架是最佳选择，目前有两种类型的支架，即塑料支架和金属支架。HCCA胆道引流支架的类型的和数量仍存在争议，需要由多个方面即肝引流体积、预期寿命、医疗机构的经验等对共同决定。近来，射频消融和光动力治疗是有希望的技术，可拓展引流开放的范畴。给予对文献和地区数据的总结，肝胆癌症亚太工作组已经发布了推荐意见，协助临床医生对于HCCA的诊断和治疗。采用改良Delphi法进行无记名投票确定推荐意见的证据质量水平和推荐强度。

期刊：《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摘要: 在三期GLOBE/015研究中，在针对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为期2年的治疗中，替比夫定治疗比拉米夫定治疗具有更佳的疗效。疗程结束后，847名患者选择继续接受替比夫定治疗2年。在血清HBV DNA阴性/阳性、在GLOBE/015试验结束时未出现替比夫定耐药基因型的患者中，总共有596（70％）患者被纳入进一步的延长2年的研究。共502例患者完成了连续4年的替比夫定治疗，并已计入替比夫定的试验总人数中。在293例HBeAg阳性的患者中，在4年疗程结束时，76.2％的患者的血清HBV DNA不可检出，86.0％患者的血清ALT正常。值得注意的是，累计HBeAg血清转换率是53.2％。 209例HBeAg阴性患者当中，86.4％的患者血清HBV DNA不可检出，89.6％的患者血清ALT正常。因HBeAg血清学转换而停止替比夫定治疗的患者中，82％的患者（平均111周的治疗后随访）有持续的HBeAg反应。 HBeAg阳性患者的4年累计耐药率为10.6％，而HBeAg阴性患者的4年累计耐药率为10.0％。大部分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并且时间短暂。从基线到4年疗程结束时，使用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测量的肾功能增加了14.9 mL/min/1.73 m2 (16.6%, P<0.0001)。总之，在2年后无替比夫定耐药性的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CHB患者身上，额外2年的替比夫定治疗可继续提供良好的安全性以及有效的病毒抑制作用。此外，替比夫定在53％的HBeAg阳性患者中实现了HBeAg血清学转换。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背景: 最近，抗HCV治疗的治疗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s），已显示出与聚乙二醇干扰素和利巴韦林相比较的更佳的持续病毒学应答（SVR）。

目的: 综述并展示在基因1型 HCV阳性移植候选人和受体中进行抗病毒治疗方面的最新数据。

方法: 我们用Medline对论文进行了电子搜索。搜索条件包括“HCV，DAA和蛋白酶抑制剂”和“移植前治疗”和“移植后治疗”。

结果: 与轻微肝纤维化的患者相比，晚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患者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更差。聚乙二醇化干扰素低剂量加速方案（LADR）和利巴韦林（PR）似乎是一个安全的治疗选项。在晚期患者中副作用也更加明显。大规模研究数据表明，三联疗法（boceprevir或telaprevir联合利巴韦林（PR）治疗）即使在晚期患者中也可以提高续病毒学应答率，虽然这些患者当中病毒学复发率是最高的。对移植受者，虽然没有持续病毒学应答率数据可用，有初步数据报道指出使用三联疗法具有一定前途。药物间相互作用似乎在可控范围内。在移植后贫血症的副作用显著增加。

结论: 在晚期的肝纤维化/肝硬化移植前和移植后患者中，使用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是可能的，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和药物间相互作用是可控的，而且这些药物的治疗改进了早期病毒学应答率。我们建议这些患者在具有相应的专业经验的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期刊：《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目的: 确定放血术是否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一种有效手段。

方法: 我们对经活检证实非酒精性脂肪性肝患者进行了基线评估，以确定代谢和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我们进行了放血术的 II期临床试验，以达到近似铁耗尽（血清铁蛋白≤50 μg/L或血红蛋白100 g/）。在治疗结束6月后，重复进行肝活检、人体数据和生化测定。主要结果为肝组织损伤的程度的改善，使用非酒精性脂肪肝活动评分进行评估 。

结果: 31例患者完成随访。铁减少导致患者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活动度评分有显著的改善，（-0.74±1.83，P = 0.019）。小叶内炎症的组织学特征（-0.29±1.07，P= 0.182）、脂肪肝（-0.26±0.82，P= 0.134）、肝细胞气球样变性（-0.19±0.70，P =0.213）和纤维化（-0.32±0.94，P= 0.099）等肝组织损伤程度指标的变化并无统计学上的意义。

结论: 这项前瞻性的、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患者中进行的，结合肝活检评估的放血疗法II期研究表明，铁离子的减少可改善肝组织损伤的程度。然而，放血疗法的效应值对这个疗法的III期临床试验的临床意义提出了疑问。这项试验已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试验，编号NCT00641524）登记。

期刊：《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摘要: 在30〜40％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中，谷丙转氨酶水平持续正常（PNALT）。即使传统上被视为健康人，多数的PNALT携带者可出现某种程度的临床恶化和组织学肝损害。我们在PNALT的慢性HCV感染的患者中进行了17年的随访，以评估临床和组织学结果。在1994年和2011年间，我们对70例PNALTs和55例高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的受试者进行了临床、生化、病毒学和组织学随访。在随访结束时，所有患者均存活。在PNALT组中，没有患者出现肝功能失代偿，而14.5％的高ALT患者被诊断为失代偿期肝硬化。PNALT患者随访前后肝脏标本的METAVIR分级和分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相反，高ALT患者的METAVIR分级和分期有显著增加。最后，对IL28B单核苷酸多态性rs12979860进行分析发现，PNALT患者和高ALT水平患者在C / C基因型频率方面没有区别。总之，PNALT患者的慢性丙型肝炎进展缓慢或没有恶化，因为在17年的随访结束时，这些患者的组织学和临床参数没有显著进展。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背景: 我们需要一个临床相关，大动物急性肝功能衰竭（ALF）转化模型以检测延长急性肝功能衰竭生存期的新疗法，让自发的肝功能恢复成为可能或使之作为移植的桥梁。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对乙酰氨基酚介导的模拟人体临床综合征、类似于人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治疗并具有可预见的生存时间的急性肝功能衰竭猪模型。

方法: 9头雌猪被麻醉并使用仪器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连续重症监护和管理：目标驱动的协议，用于治疗心血管功能衰竭、代谢性酸中毒和电解质紊乱; 间歇正压通气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其中6只动物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诱导急性肝功能衰竭，3只动物作为对照。

结果: 发生不可逆的急性肝功能衰竭的定义为凝血酶原时间>3倍正常时间，在注射对乙酰氨基酚19.3±1.8ħ后发病。死亡可预见地发生在12.6±2.7小时后，所有动物的急性肝细胞坏死。肝功能衰竭的临床恶化模仿人类状况，包括出现凝血功能障碍、颅内高压、高氨血症、心血管衰竭、肌酐升高、代谢性酸中毒和乳酸酸性中毒。此外，心血管监测清楚地表明急性肝功能衰竭的实验动物伴有渐进性心功能不全。

结论: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可重复、临床相关、重症监护的大动物急性肝功能衰竭模型，经过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可用于对疾病进展和以延长生存期为目的的治疗的转化研究。

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

摘要: MicroRNAs（miRNAs）是与基因表达和蛋白翻译调控有关的进化上保守的小非编码RNAs。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他们在胚胎形成期间和基本生物过程（如增殖和凋亡）微调过程中对驱动器官和组织分化起到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异常调节在癌症发生及进展中起重要作用，此时他们起到致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作用。本篇综述中，我们通过分析miRNAs引起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可能机制，强调关于miRNAs在HCC中作用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我们探讨了循环血miRNAs作为生物标志物的可能作用，该领域急需对HCC的临床监控取得进展，并且探讨人们感兴趣的将其作为治疗靶点或治疗药物的可能性。

期刊：《Hepatology》

背景: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如何应对肝细胞癌（HCC）治疗目前仍不清楚，而在HCC中的抗乙肝病毒治疗很少有报道。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肝癌切除或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后乙型肝炎病毒复制和肝功能的变化，也对抗病毒治疗的短期影响进行了分析。

方法: 我们共招募了590例乙肝表面抗原（+）的HCC患者，并将这些患者为两组：只接受手术切除组和只接受TACE化疗组，并根据有或没有接受抗乙肝病毒治疗将患者分成亚组。我们对临床数据的统计意义和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 在未进行抗病毒治疗组，手术切除和TACE化疗的患者的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率分别为15.7％和17.5％，而肝功能恶化率分别为4.1％和8.1％。与此相反，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组中，手术切除和TACE的患者的乙型肝炎病毒重新激活率分别为0％和1.5％，而肝功能恶化率分别为2.4％和1.5％。对于手术切除的患者，不接受抗病毒治疗以及较长的肝血流阻断时间会增加乙肝病毒再激活的风险。对于进行TACE的患者，未进行抗病毒治疗和HBeAg阴性是乙型肝炎病毒激活的危险因素。 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和肝切除术后肝功能恶化直接相关，而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基线ALT（谷丙转氨酶）和α-甲胎蛋白水平则与TACE后肝功能恶化显着相关。

结论: 肝手术切除和肝动脉栓塞化疗后可出现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可以减少再活化的风险（尤其是在患者接受肝动脉栓塞化疗后），从而降低了肝功能衰竭的风险。

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结合当前的价格及最近发表的索非拉尼意大利评估（SOFIA）研究临床应用结果，评估索非拉尼在治疗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时的成本效益。我们建立了一种Markov决策模型，在一个假定的白种男性患者队列中评价以下治疗方案的成本效益：（1）BCLC B和C患者全部接受全剂量或调整剂量的索非拉尼治疗；（2）BCLC B患者接受全剂量或调整剂量的索非拉尼治疗；（3）BCLC C患者接受全剂量或调整剂量的索非拉尼治疗。该队列的患者为年龄67岁且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C HCC或不适合进行局部治疗或局部治疗失败的BCLC B HCC、代偿较好的肝硬化、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行为状态评分0~1。结局包括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QALYs）、费用和增量成本效益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在基本情况分析中，调整剂量的索非拉尼治疗在被评价的治疗方案中最为有效。对调整剂量的索非拉尼治疗来说，BCLC B和C患者的QALY为0.44，BCLC C患者的QALY为0.44，BCLC B患者的QALY为0.38。与BSC相比，调整剂量的索非拉尼治疗的ICER在BCLC B和C患者中为每QALY €34,534，在BCLC C患者中为每QALY €27,916，在BCLC B患者中为每QALY €54,881。结果对BSC生存率和索非拉尼治疗时间敏感。结论：在日常实践中，与BSC相比，调整剂量而非全剂量的索非拉尼是治疗中、晚期HCC的一种符合成本效益的治疗方案。

期刊：《Hepatology》

摘要: 在接受albinterferonα-2b（albIFN）和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α-2a（PEG-IFNα-2a）治疗的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患者可出现罕见的间质性肺疾病的病例。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接受PEG-IFNα-2a qwk和 albIFN q4wk治疗的慢性HCV基因型2/3患者进行了系统肺功能评估。391例患者按照4:4:4:3的比例被随机分配为期24周的四个开放标签组中——口服利巴韦林800 mg / d：albIFN 900/1200/1500 μg q4wk或PEG-IFNα-2a 180 μg qwk。我们在基线时，治疗12周和24周以及治疗后6个月，记录患者的标准化肺功能和肺一氧化碳弥散功能（DLCO），在基线和24周时，进行胸部X线（CXRS）检查。在基线时具有肺功能和DLCO异常的患者分别为35例（13％）和98例（26％）。在基线胸部X光检查发现有间质性肺疾病的患者较为罕见（4例[1%]）。在研究中，173例（48％）患者有临床相关的DLCO下降（≥15％），这个现象在PEG-IFNα-2a和albIFN 1500 μg治疗组中比例更高； 24周的治疗后，仍然有57例（18％）有显著的DLCO下降， 而且在albIFN治疗组中DLCO下降率比PEG-IFNα-2a组几率更大。1例患者胸部X光检查发现新的间质性改变，但没有任何临床相关性的肺间质病病例。持续治疗后DLCO下降的风险与吸烟、酗酒、HCV基因型、持续病毒学应答或基线时病毒负荷量或肺功能不具有相关性。 接受α干扰素/利巴韦林治疗的慢性HCV患者中发生临床相关的DLCO下降较为频繁，通常在治疗结束后持续≥6个月。长期肺功能障碍的基本机制和临床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

背景: 最近，抗HCV治疗的治疗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s），已显示出与聚乙二醇干扰素和利巴韦林相比较的更佳的持续病毒学应答（SVR）。

目的: 综述并展示在基因1型 HCV阳性移植候选人和受体中进行抗病毒治疗方面的最新数据。

方法: 我们用Medline对论文进行了电子搜索。搜索条件包括“HCV，DAA和蛋白酶抑制剂”和“移植前治疗”和“移植后治疗”。

结果: 与轻微肝纤维化的患者相比，晚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患者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更差。聚乙二醇化干扰素低剂量加速方案（LADR）和利巴韦林（PR）似乎是一个安全的治疗选项。在晚期患者中副作用也更加明显。大规模研究数据表明，三联疗法（boceprevir或telaprevir联合利巴韦林（PR）治疗）即使在晚期患者中也可以提高续病毒学应答率，虽然这些患者当中病毒学复发率是最高的。对移植受者，虽然没有持续病毒学应答率数据可用，有初步数据报道指出使用三联疗法具有一定前途。药物间相互作用似乎在可控范围内。在移植后贫血症的副作用显著增加。

结论: 在晚期的肝纤维化/肝硬化移植前和移植后患者中，使用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是可能的，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和药物间相互作用是可控的，而且这些药物的治疗改进了早期病毒学应答率。我们建议这些患者在具有相应的专业经验的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期刊：《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摘要: 使用多个时间点血液中丙型肝炎病毒RNA的分析指导丙型肝炎的治疗持续时间。在这个多中心、随机、开放的试验中，我们采用病毒下降率指导对103名HCV基因1型感染患者的个体化治疗疗程，并评价其表现 。我们使用聚乙二醇干扰素2a和利巴韦林分别对患者进行为期24周、48周、72周的标准治疗（standard of care, SOC）或为24，48或72周或进行24-72周的动态治疗（DT）。 DT持续时间基于HCV RNA对数值达到0 log 拷贝/mL 的时间点，通过第二阶段下降进行评估。SOC和DT所达到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分别为63％和54％，但在调整了预测因子如白介素-28B基因型、年龄和基线病毒符合后，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这种差别不具有显著意义（P =0.45）。根据协议（n =95）每个治愈患者的平均治疗所需时间在DT和SOC分别为51周和58周（P =0.22）时，而在达到不能检测到的HCV RNA所需的时间更短（42周 vs 51周， P=0.01）。我们因此得出结论，DT是可行的并提高了效率。达到 0 log 拷贝/mL 的预计时间点是一个新的和定量的应答变量，这可能作为定性变量快速病毒学应答的补充。至使用直接作用抗病毒治疗的时代，每个治愈患者的治疗时间也可以作为评价治疗疗效的有用的预后指标。

期刊：《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